1939年6月24日，在安徽肥东青龙场，新四军第四支队的指挥官高敬亭被执行死刑。在临刑时，他高喊出了“共产主义万岁”，这激荡人心的一幕被许多人铭记。然而，真正影响这一悲剧结果的，竟然是一封到达延安时已为时已晚的电报。两天后，当毛泽东接到关于“高敬亭已被处决”的消息时，他情绪非常激动。有人回忆说，毛泽东愤怒到手颤抖，反复询问：“不是说过不可以杀人吗？”这并非普通的军事处理，中央对于高敬亭的处理意见已十分明确：应先进行押解和审查，着重于教育挽救。然而，命令传达至新四军领导时，高敬亭却已经遇害，所谓的“枪下留人”最终成了一句无法实现的承诺。

高敬亭并非毫无背景的地方领袖。他出生于河南新县，曾参与过黄麻起义，随后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。1934年，红四方面军主力长征后，他奉命留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，保存革命力量。那时的条件极其艰苦，部队面临缺粮缺药的困境，还需躲避国民党军的围剿，努力恢复地方组织。高敬亭将留存的队伍重新整编成立红二十八军，兼顾党、政、军工作。有人曾建议他撤离，他却坚定地回应：“大别山不能丢。”虽然这支队伍人数不多，但长期牵制国民党军，使得红军主力得以成功转移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，高敬亭继续担任司令员。尽管刚改编时部队基础薄弱，但他熟悉当地地形和敌后生存之道，迅速将部队发展壮大。1938至1939年间，第四支队多次对日军和伪军发起袭击，部队不断扩张。原本负责守卫的力量逐渐发展为新四军的重要支柱，高敬亭因其战功与威望，吸引了众多青年参与抗战。

然而，这段时期也暴露出一些问题。长期独立作战的经历，让高敬亭形成了强烈的个人权威，他习惯自我决策并对上级派来的干部缺乏信任。更为严重的是，他在鄂豫皖时期的“肃反”活动中采取了某些极端处理，导致处理趋于激进。新四军成立后，中央军委希望加强政治领导，派郑位三等人到第四支队进行工作，以纠正此前的做法。高敬亭对此表现得很抵触，曾提出更换干部。戴季英上任后，双方曾发生过争执，矛盾没能得到及时解决，反而在日常工作中愈发显著。

中央军委希望第四支队向皖东发展，以便在敌后打开局面。高敬亭却迟迟不愿向东推进，理由之一是他多年来经营的大别山根据地，离开后无保障部队能否稳固。虽然他有现实的考虑，但自负的心态也影响了他的判断。以个人身体不适为由推迟行动，叶挺亲自前来做工作后，部队一度接受指令准备出发，然而在叶挺离开后，高敬亭又下令原地待命。最终，只有部分部队在叶挺的直接指挥下东进。

1939年5月，第四支队的第七团团长和政委带领一部分人员叛逃，军部认为事态超出了内部争吵的范畴。高敬亭随即被扣押，并将相关情况上报中央。毛泽东认为应将其押送延安，查明事实，以教育为主，而不应急于处决。然而，高敬亭被扣押约二十天后，项英、叶挺等人仍决定执行枪决。电报的传递需要时间，战区指挥又有自主判断，种种因素交织，导致了这一不可逆转的结果。当毛泽东得知该结果时，对这种处置方式非常不满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这件事并没有从毛泽东的记忆中抹去。20世纪50年代，他曾到安徽考察时，听当地群众提及高敬亭，仍认为高敬亭在群众中有广泛支持，问题应通过审查和教育解决，而非直接处决。到1975年，高敬亭的女儿寄送申诉信。尽管那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经不佳，他仍对案件作出了批示，要求重新审查。复查并非简单地消除高敬亭的错误，而是重新核对他在抗战中的贡献及错误，以及当年处理的程序。

1977年，中央对高敬亭的问题做出了结论，恢复了他的名誉。距离1939年6月24日已过去38年，那封迟到的电报虽然未能改变高敬亭的命运，却促使后来的人对这一本可避免的悲剧进行了重新审视。